1934年12月初，广西全州与兴安之间的湘江渡口，担架、弹药和破旧的军装不断被送往江岸的另一边。中央红军刚刚摆脱了敌军的追击，然而队伍的损失已是惨重无比。许多战士在艰苦的环境中数天未能填饱肚子，伤口也来不及得到细致的包扎。而湘江战役对幸存者而言，不仅仅是一条地理上的河流，更是一段难以言表的惨痛记忆。耿飚的故事便在这背景下流传开来：他在湘江边苦战，因江水、泥土和血腥的气味而不断干呕，从此再也不愿吃湘江鱼。这个细节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正是因为它将惨无人道的战斗与一个微小却真实的生活片段紧密相连。

然而，关于“从此不再吃湘江鱼”的说法，现有的可靠传记资料并未给出明确的原始出处。这些关于呕吐、血腥以及饮食禁忌的记忆，可能是通过口述回忆流传下来的，也可能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出入。因此，将其视作完全确凿的史实并不严谨。确实无疑的是，耿飚参与了中央红军的长征，并亲历了湘江战役。1934年11月下旬，中央红军突破了敌军的第四道封锁线，朝湘江方向挺进。

蒋介石试图利用湘江这条天然屏障，将红军的主力逼迫到广西北部，桂系部队以及湘军等势力相继展开拦截行动。战斗的关键不在于某一个阵地的得失，而在于整个中央红军是否能成功渡过湘江。红军的前方是波涛汹涌的江河，后方则是紧追而来的敌军，部队还需护送机关、伤员及物资穿过渡口。在这样的环境下，许多部队被迫以巨大代价挡住敌军，为后续部队争取通行时间。 谈球吧

当时年仅25岁的耿飚，面临的不仅是普通年轻人该经历的挑战，更多的是在长征队伍中的生死考验。他的指挥能力在这种环境中显得极为有限，眼前的一切似乎只能由他守住一座山、一段道路，或者将一支担架队安全护送过去。湘江战役自11月27日起持续至12月初，红军在此次战役中遭遇了惨重的损失。对具体伤亡人数不同的记录存在差异，但确凿无疑的是，从出发时的八万余人锐减至三万多人，成为长征初期的最大损失。这些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被彻底打散的部队与永远留在湘江两岸的干部和战士。

老兵们的回忆道出了战时的真实感受：最痛苦的并非是激烈的炮火，而是无尽的等待。渡口拥挤不堪，前方的部队尚未渡过，后方却又不断有新的战士赶来，伤员不断呻吟，江面上渗透着枪声。有人用木板涉水而过，有人则把文件和弹药顶在头上。只要渡口不彻底失守，阻击部队便无从撤退。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许多口述细节相继形成。有的人记住了江水的冰冷，有的人铭记了泥泞中的血迹，还有的人无法忘却几天没进食后的恶心。多年之后，这些记忆很多时候会回归到某位将领的身上，演绎成更为戏剧化的故事。耿飚在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工作中经历了种种险恶，留下了丰厚的经历。如果仅以“因鱼腥味而终生不食鱼”的故事来概括湘江战役，未免太过简化了这一段历史的重大性。 谈球吧

更应值得关注的是，耿飚在湘江战役中所体现的意义，远不止于一个饮食习惯的传闻，而在于他与众多红军指挥员同样身处队伍最为艰险的时刻。当命令无法传递到前线时，只有依靠现场判断作出反应；在弹药匮乏之际，必须以阵地和人数换取时间；面对部队的严重伤亡，仍需保持基本的秩序。“湘江鱼”的传说，或许是基于真实的记忆而生，却无法替代史料本身的价值。湘江战役的惨烈无需借助夸张的细节来证明。1934年11月底至12月初，中央红军经历重大牺牲突破了封锁，这一历史事实本就重得让人心如刀割。